股票配资8倍平台程砚秋去世后，碑文空了三年，周总理得知询问：程先生受谁益最大

“1961年春天股票配资8倍平台，北京八宝山——碑文怎么还空着？”周恩来站在程砚秋墓前说完这句话，转身望向陪同人员，空气一下子沉了下来。

那一块没有字的汉白玉在北方的冷风里显得刺眼，像谁都不愿提的尴尬。距离程砚秋离世已整整三年，追悼会上的挽联、报纸上的悼文早被翻旧，可墓碑仍是一片空白。有人说是写手难觅，有人说派系难调，更有人私下嘀咕：是师承之争卡了壳。

程砚秋一辈子没少跟“选择”较劲。最早的选择发生在童年——家道中落，六岁的他被送进科班。本是学武生，却因为嗓音、身段和相貌被师傅硬生生拽到旦角行当。若换了性子软的人也许认命，他却扬言“唱着也要唱出自个的味儿”。为了不给嗓子留下硬伤，他曾悄悄在水里加盐，每天倒嗓练气，那股倔强自此钉在骨头里。

十三岁那年，罗瘿公出现在戏园子包厢里。老先生盘着手串说：“这孩子稚气里透着锐气。”一句话，成了程砚秋人生第二次重要抉择。赎身、治嗓、拜名师——三件事几乎同时展开。三年里，罗瘿公请来了梅兰芳指点唱腔，又找书画名家教文化。程砚秋记笔记的速度比学唱的速度还快，后来他常说：“若只管嗓子不管脑子，唱腔也会发霉。”

抗战爆发后，北平的舞台灯光黯淡。日军勒令名角义演，他以一纸“肺疾诊断书”拒绝登台，随后躲到颐和园外的村子里，穿粗布、种黄豆。那几年，同行有人讥笑他“戏迷的胆子却没戏唱”，可他回一句：“唱戏不能唱给强盗听。”或许正因这股硬脾气，解放后他与新政权接轨得异常自然。

1956年，中苏列车上，他与周恩来并肩坐在窗边。列车轰鸣声里，周总理问他：“想过入党的事没有？”程砚秋半开玩笑：“戏台上我是不二号，可政治上我算‘票友’，介绍人难找啊。”这句玩笑换来一句郑重回答：“我来做你的介绍人。”同车的工作人员回忆，那一瞬间，这位旦角巨匠眼圈红了。

几个月后，贺龙在北京站把程砚秋迎下车，递上一支香烟：“老程，我当第二个介绍人，行不行？”作风豪爽的贺老总说完就扭头吩咐秘书拿申请表。程砚秋笑称“这下跑不掉了”，其实心里笃定：舞台之外，他终于找到了精神坐标。

入党后一年的紧张安排让他几乎没喘息时间：全国政协会议、京剧改良研讨、去河北农村体验生活……程砚秋照单全收。他对朋友说：“以前唱戏是活计，现在唱戏是责任。”遗憾的是，长年用嗓、劳累奔波，再加之旧疾复发，1958年3月9日凌晨，他在北京医院溘然离世，年仅54岁。

追悼会上，郭沫若主祭，梅兰芳拄杖致哀，四大名旦凑齐了三个。贺龙说：“老程是革命队伍里的新兵，也是艺术战线的老将。”话虽不长，却把程砚秋一生归纳得透彻。按惯例，碑文应很快落定，但事情并没如此顺畅。

核心矛盾藏在一句“受谁益最大”上。梅兰芳是世公认的大师，程砚秋确曾受其点拨；罗瘿公是救命恩人；王瑶卿又在技艺上有推波之功。梨园里讲究师承排辈，谁先谁后，写头一位即意味肯定其宗派身份。支持梅派的、拥护罗派的、推崇王派的，三方都不肯让步。撰稿人换了几拨，手里的稿子改了又改，结果谁也不敢敲定，于是墓碑干脆空在那里。

风波一直拖到1961年。那天在八宝山，周恩来看完墓碑后没再多言，直接问程砚秋夫人：“程先生自认最服谁？”夫人回答：“王瑶卿先生。”周恩来点点头：“那就写‘受王瑶卿益’。”一句话，三年僵局就此破解。随行的康生立刻表示愿执笔，田汉补充资料，几天后，碑文刻字落成。

碑上最终只有寥寥数十字，第一句用的是“受王瑶卿益”。有人疑惑为何不提罗瘿公。周恩来给出的理由朴素——罗瘿公救的是命，王瑶卿成的是艺；碑文先写艺术渊源，再写生平功绩，逻辑更明白。

事实证明，总理这份简洁安排让后来者无可挑剔。若硬塞进太多关系，不但冗长，还易使焦点模糊。梨园子弟读到这块碑，总能一眼抓住“王门正传”的要害，既尊重历史，又避免无谓争论。不得不说，这就是政治家的高明。

程砚秋的家人对外很少谈及此事，只在私下感慨：“老程走得不算晚，碑文倒是等得久。”可正因为那三年空白，人们才看见了周恩来对传统艺术的细心，也看见了体制内部对文化血脉的重视与谨慎。碑文刻成后，每逢程砚秋忌日，周恩来都会召集戏曲界老友到中南海聚一下，拉二胡的、打锣的、唱程派的小生，一人一个座位。席间总理常说：“老程不在了，可程派的戏不能停。”